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王阳明或阳明先生。王阳明作为“内圣外王”的千古人物，“立功、立德、立言”多方面都颇有建树。王氏为宦所至之地与心学泽被之处，如浙江、贵州、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建有数量众多的阳明祠。阳明祠作为地方官民祭祀王阳明的空间场所，清人邵大成有言“以功以恩，道与功与恩同，宜百世祀矣”(1)乾隆《和平县志》卷8《艺文》，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308。。各地阳明祠的祭祀角度与内涵有所不同，或侧重于事功与政绩，简称“功祀”；或侧重于心学与文教，简称“道祀”。目前，学界对阳明学研究，从研究地域看，主要侧重在“出生之地”的浙江、“悟道之地”的贵州、“实践之地”的江西，而广东、广西等地王阳明研究相对薄弱；从研究内容与视角看，少有学者从祠庙角度去探讨阳明祠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1-2]本文以明清时期的广东阳明祠为研究对象，在梳理阳明祠修建数量的基础上，以惠州府和平县王文成公祠与潮州府海阳县怀惠祠为个案，探讨“功祀”与“道祀”两种不同类型的阳明祠在祭祀内涵与地域分布上的差异，以期更好地理解阳明文化在广东的传播与影响。
一、明清广东阳明祠的修建与分布
王守仁，明成化八年(1472)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弘治十二年(1499)，赐进士出身入仕。明武宗时刘瑾擅权，王阳明因上言而贬谪贵州修文龙场驿驿丞，大悟“圣人之道”。迨刘瑾伏诛，重新启用，仕途高升。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主政期间虽大部分时间驻留于江西，然在广东仍留下不少足迹。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征三浰，平大帽山、浰头，奏设广东和平县。王阳明一边平乱捕盗一边讲学兴教，方献夫、薛侃等岭南学子纷纷从师王阳明，“岭南王门”成为阳明心学重镇之一。嘉靖六年(1527)，任都御史兼任两广巡抚，征广西思恩、田州路经广东。次年，平定思田之乱，破八寨、断藤峡之乱，兴学校，抚新民。(2)万历《广东通志》卷13理学，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341。至广州讲明圣学，授“知行合一”之道，后拜谒伏波庙，祀增城先祖庙。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王阳明于广东平叛启程返家，途经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病逝。隆庆元年(1567)，下诏赠先生为新建侯，谥文成。迨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获准从祀孔庙，奉祀孔庙东庑第五十八位，岭南阳明心学取得较大发展，与白沙心学、甘泉心学等形成岭南心学百花齐放局面。
随着王阳明平定广东地方社会动乱，招集门人“致良知”之教，扫除“山中贼”与“心中贼”，广东许多地区的政治、社会、文教等焕然一新。各地官府及士民为纪念与表彰王阳明的文治武功，诸多府县纷纷修建阳明祠，具体兴修情况详见表1：
表1明清广东各地兴修阳明祠统计表祠名所属府州县地点初建时间祀主修建人资料出处王阳明先生祠广州府番禺县朝天街,旧北隅社学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增城令朱道澜道光《广东通志》卷145、光绪《广州府志》卷161三贤祠广州府南海县东横街周濂溪、王阳明、陈白沙道光《广东通志》卷145阳明祠潮州府海阳县县治西王阳明顺治《潮州府志》卷3怀惠祠潮州府海阳县城西南四十里宗山嘉靖十一年(1532)王阳明潮人薛侃倡建顺治《潮州府志》卷3王文成公祠惠州府和平县县署后堂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尹惟日、甘亮、王植和平知县刘琰康熙《和平县志》卷8景贤祠惠州府归善县在丰湖上,故东岳庙址嘉靖初周濂溪、文天祥、王阳明等惠州知府顾言道光《广东通志》卷147阳明祠南雄州东义仓前嘉靖己卯年(1555)王阳明南雄知府高冕道光《南雄州志》卷12四贤祠韶州府曲江县濂溪书院旧址康熙七年(1668)周濂溪、陈献章、王阳明、湛若水广东巡抚刘秉权光绪《韶州府志》卷19四铁御史祠肇庆府高要县宝月台东万历三十六年(1608)冯恩、冯行可、王守仁道光《高要县志》卷15
表1所录阳明祠材料均来源于地方志，地方志作为一种特殊的官方文本，具有相对较大的主观选择性与局限性，或因祠废而未记，或因祠不显而未载，地方志未有相关阳明祠记载并不代表该区域完全没有建立过阳明祠。此外，万历十二年(1584)以后，各地孔庙纷纷增祀王阳明，此处亦不做统计。
从初修时间而言，广州三贤祠与潮州阳明祠未知修筑时间，大多阳明祠为明代修建，四铁御史祠为万历年间修筑，其余为嘉靖年间修建，仅韶州四贤祠为清康熙时修建，多所阳明祠清代因倾废重修，暂不叙述。从祠庙祀主来看，广州番禺县、南雄州、潮州等地阳明祠以王阳明为唯一祀主，其余阳明祠则有多位祀主；惠州和平县王文成公祠以王阳明为主祀，其他人为从祀；肇庆府四铁御史祠以冯恩为主祀，王阳明为从祀；其他阳明祠大多为理学祠，以周濂溪为主祀，王阳明为从祀。从祠庙地址来看，潮州怀惠祠与惠州景贤祠在府县城外，其余阳明祠多在府县城内。从倡修人员来看，广州三贤祠、潮州阳明祠、肇庆四铁御史祠未有确切倡修人员记载，除薛侃倡建的潮州怀惠祠外，其余阳明祠大多为地方官员倡修。
从广东阳明祠的地域分布来看，分布于广州、潮州、惠州、肇庆、南雄、韶州等地，散布全省四方，分布范围颇广。从入祀角色与祭祀内涵来看，广东阳明祠可划分为“功祀”与“道祀”两种不同类型祠庙。广东阳明祠称谓各有不同，称“阳明祠”“王文成公祠”“怀惠祠”“三贤祠”“四贤祠”等，阳明祠称谓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祭祀内涵的不同，如祠名冠以“王文成公”“御史”字样多体现其事功，祠名带有“阳明”“贤”等字样则多体现其心学思想。惠州和平县王文成公祠、肇庆高要县四铁御史祠等属于“功祀”阳明祠，大多位于粤西、粤北山区，广州府王阳明先生祠、三景祠、潮州府怀惠祠、阳明祠等属于“道祀”阳明祠，大多位于粤东、粤中沿海地区。两种不同类型的阳明祠以惠州府和平县的王文成公祠与潮州府海阳县的怀惠祠最具代表，故下文以二祠具体探讨“功祀”与“道祀”两种不同性质的阳明祠，以此更好地探讨王阳明“文治武功”在广东地域上的差异性。
二、功祀阳明祠：以惠州府和平县王文成公祠为例
明代广东和平设县之前，旧属惠州府龙川县，“蕴万山之中，藏千壑之内，四围高峰，屏列一带”(3)乾隆《和平县志》卷1《舆地》，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61。，境内浰头(今浰源镇)处龙南、龙川二县接壤之所，崇山绝壑，流民、贼寇流入其内，素为“贼窟”。明弘治年间，“贼寇”池仲容盘踞浰头，屯兵上千，危害赣粤边界。明代大学士费宏有言：“惠之龙川北抵赣，其山谷贼巢亡数百，而浰头最大，浰之贼，肆恶以害吾民者亡虑数千，而池仲容最著”，[3]以致官府一度“剿之不克，抚之不从，当事者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4)天启《赣州府志》卷18《纪事志·郡事》，成文出版社，1989:1699。。池仲容势力壮大，“虽亦剽劫掳掠是资，而实怀僭拟割据之志”，[4]406僭号称王。正德十三年(1517)，南赣巡抚王阳明上疏剿请，计灭池仲容，征剿浰头贼。事后奏请设县，“宜乘时修复县治，以严控制”，[4]1252-1253割龙川县和平、仁义、广三以及河源县忠信四地增设和平县，以期民知礼教，奸宄衰息。
明嘉靖五年(1526)，刘琰出任和平县首任知县，“以文成公平贼建邑有功，详请设祠”(5)乾隆《和平县志》卷2《事纪》，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75。，于县署后堂建王文成公祠，又称王都祠、阳明王公祠、王文成公报功祠，每年春秋仲月二祭，日备牲帛致祭。正祠规模为一堂三楹，中堂三间供奉王阳明塑像，左右耳房各四间，正门挂有“王文成祠”匾额。[5]其后王文成公祠多次重修与改迁，其中有两次较大规模重修。第一次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祠宇岁久陊剥不治，和平知县孙应崧主持鸠工重葺，之前兴建王文成公祠，“祠旧未有记”，[6]307撰有《重修王文成公报功祠记》，勒石记之，载入县志。第二次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明清易代，“阳明王公祠，县署后堂三间，东西耳房各四间，今倒塌”(6)康熙《和平县志》卷8《秩祀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29。，知县邵大成主持重修。邵大成是浙江余姚人，为王阳明同乡，自幼崇拜王阳明。在重修王文成公祠后，邵大成请当时颇具名气的同乡邵廷采撰写《和平县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记》，“叔祖恕庵先生为和平宰，初至，即构新文成祠堂而使属采曰：此和人所欲，君三世守阳明书，知其政绩，其为我勒兹碑。”[4]1532邵大成也亲自撰写《重修王文成公祠记》，勒石记述了王阳明之事功，“公之以兵底定南土也，曰抚赣，曰擒濠，曰征田州，曰讨断藤，而抚赣之功，则平浰头为最。其时新设之县有三，曰漳之平和、韶之崇义、惠之和平，而和平处四邑之中，当三省之会，其规模措置为尤大。”[7]为维持祠宇日常运行，邵大成提出“岁春秋仲月上戊日奉支均平银两五两致祭，另士民收祭田租择吉祭拜”(7)乾隆《和平县志》卷3《秩祀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211。规定，祭田多有祠内僧人经理。
迨至乾隆二十年(1755)，和平县王文成公祠岁久破败剥蚀不治，知县曹鹏翊改建邑内五云书院为王文成公祠。乾隆《和平县志》记载，五云书院在城内关圣庙左，为顺治年间奉巡抚李士正檄建之义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知县韩师愈更名为五云书院，扩建为十八间。(8)乾隆《和平县志》卷3《学校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209。自明嘉靖五年知县刘琰兴建王文成公祠独祀王阳明以来，至清嘉庆年间，祠内增加了配祀甘亮、尹惟日、王植等三人。(9)嘉庆《和平县志》卷3《秩祀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413。
甘亮，江西永新人。“乾隆十年(1745)，知县吴勤光以甘公亮久已，配享王公。”(10)乾隆《和平县志》卷3《秩祀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213。然孙应崧《重修王文成公报功祠记》记：“独旧守莲坪甘公，□懋且显，乃举祀名宦，仍檄和邑配食公旁”，[6]307可知早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甘亮已配祀王阳明。王阳明奏设和平县，本应从“乱世”进入“治世”，以达“民知礼教，奸宄衰息”之目的。然王阳明平池仲容七巢之地，计平五巢，对岑冈李鑑、浊溪谢祥二巢采用招抚羁縻政策。迨至李鑑之子李文彪，“南赣诸巢惟叶槐为最盛，惟文彪为最久，其所部各不下万余人”(11)《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284，嘉靖四十年四月“庚寅”条。，和平县境内再次成为“盗区”之地。山西御史曾舜渔撰《祀郡侯甘公碑记》：“甘公当日寔赞书文成，以城和平而戢群盗功，与文成相将，尤当分宜俎豆于邑祠，而隆骏奔焉。”[8]嘉靖《惠州府志》亦载“时(和平)县初立，知府甘公亮、同知莫相之劳为多。”(12)嘉靖《惠州府志》卷6《建置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394。故惠州知府甘亮因和平建置、平定李文彪等功配祀王文成公祠。
尹惟日，湖广茶陵人，顺治十二年(1655)至顺治十六年(1659)任和平知县。明清易代，地方秩序混乱，和平县城为“叛兵”所踞，邑内民房被拆，百姓流离。岑冈李文彪被剿灭后，因岑冈接连江右，兼扼九连山险要之地，官府曾设把总一员驻防。顺治辛卯年(1651)，岑冈一带失守，致使九连山“贼寇”猖獗。顺治十二年(1655)，尹惟日出任和平知县，“会七省兵马不克破巢，公以单骑深入招抚，贼感泣来归。”(13)乾隆《和平县志》卷4《秩官·宦迹》，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225。尹惟日平定九连山“盗寇”，收复岑冈地区。顺治十四年(1657)，派驻官兵继续驻扎岑冈，修葺营房250间，使得“兵得扼要以守险，民得藉卫以安居”(14)乾隆《和平县志》卷4《秩官·宦迹》，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225。。和平邑民为感恩其德，设立祭田配祀王文成公祠。
王植，直隶深泽人，雍正四年(1726)至雍正七年(1729)任和平知县。任职三年期间，政事、文学俱有实政。和平县邑人朱文麟撰《王公实政》载其“清静为理而勤于政事，淡泊明志而美于辨。公恺悌宜民而严于执法。初下车即标阳明公，求通民情，愿闻已过八字于宅门。凡旧政之善，皆择而从之，不好更张……轻火耗，屏陋规，绝苞苴，正供之外，民间未尝费一文钱。公捐岁数百金，一一解槖，民间亦未尝见一纸票。至于修文庙、城隍，尽为倡捐。城池、汛地、兵房则独力捐葺，其不肯以土木之功累民，而有废必举……重风教，尤谨祀典。将去，犹更正文成公像，详请改祀关圣于北城。”[9]因王植在和平县实政，民众将其搬入王文成公祠，接受邑民供奉。
明嘉靖五年(1526)，和平县王文成公祠因王阳明创设县治之功而加以追崇与祭祀，其后惠州知府甘亮、和平知县尹惟日因平定地方动乱有功而入祀王文成公祠，和平知县王植亦因实政之功而入祀王文成公祠，四人皆因功而祀。随着时间推移阳明祠祭祀内涵有所变化，自清康熙开始，邵大成有云：“公而从祀孔子也，宜祀也。功在南赣也，宜祀也。始创兹邑也，又宜祀也。文庙之祀公也，以道而兹邑之祀公也。以功以恩，道与功与恩同，宜百世祀矣。”(15)乾隆《和平县志》卷8《艺文》，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308。邵氏认为和平县王成公祠不仅要纪念王阳明对和平县平乱创县之功，亦应学习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吾知兹地教化蒸蒸日进，将有起而发阳明自学者，于是焉在。先生(邵大成)特修斯祠以待其人，非徒为闾阎申春秋祷祀报赛之义已也。”[4]1533由此，邵大成把对祭祀王阳明的认识与意识提高到新的程度，使和平县王文成公祠兼具“功祀”与“道祀”两种类型。从祭祀内涵与入祀方式来看，四位祀主皆因功而祀，虽自邵大成提出增添“道祀”内涵，然王文公祠“功祀”内涵还是远超“道祀”内涵，仍为典型的“道祀”阳明祠。其后，和平县历任长官始终保持对王文成公祠的祭祀传统，或祭文，或诗文，歌颂王阳明在功业、文教上对和平县的贡献。
三、道祀阳明祠：以潮州府海阳县怀惠祠为例
明正德初年(1506)，王阳明于贵州龙场悟道，创立了阳明心学体系，无论是在贵阳书院讲授“知行合一”之理，还是传述“致良知”之学，这些学说都极大地冲击了程朱理学，成为当时的一门“显学”。据《王阳明全集》所记亲传弟子56人，其中潮州弟子4人，若算私塾弟子及再传弟子，则“王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16)李贽：《焚书》卷2《大孝》。从阳明亲传弟子地域分布来看，浙中、江右、泰州为阳明心学重镇，而广东所处岭南地区常被视为阳明心学边缘地区。黄宗羲《明儒学案》按地域划分了7个王门后学学案，《闽粤王门学案》即为其中之一，该案载有学者小传9则，潮籍学者占其五，论学资料则辑录潮州薛侃一家及薛侃弟子周坦，所谓“岭南王门，潮州独胜”。
潮州最早师从王阳明之人为郑一初。[10]郑一初(1476-1514)，字朝朔，号紫坡，揭阳篮兜人。“辛未(1511)之冬，朝于京师，君为御史，我留铨司。君因世杰，谬予是资。予辞不获，抗颜为尸。君尝问予：圣学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则是。隐词奥义，相与剖析，探本穷源，夜以继日。”[4]786薛侃的《郑紫坡传》又载：“师阳明先生于京师，日与横山、笠溪诸贤问质究竟，始闻圣人之学。”[11]251郑一初师从王阳明时间为正德六年，然而正德九年(1514)其因病早逝，未能在潮州传播王学。郑一初后，潮州揭阳人杨思元从学王阳明。杨思元从学阳明情形因史料缺载无法得知，只能推断从师时间在正德十年(1515)之前。该年杨思元归潮州，王阳明《书杨思元卷》以“谦默”二字诫之，然归后默默无闻，似对潮州王学传播未起作用。潮州地区早期入王门者，有郑一初、杨思元二人，以郑一初最为突出。陈泽芳指出薛侃亦是受到郑一初影响才从事阳明问学，[12]然论岭南王门引领者，则非薛侃莫属。
薛侃(1486-1545)，字尚谦，阳明赠其号中离，广东揭阳人。正德九年(1514)，薛侃在南京拜入王阳明门下，“赴南宫不第，闻阳明官南畿鸿胪，讲孔孟周程之学，遂就南监师事焉”。[11]422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疏乞归养，从学王文成于赣，四年而后归。[13]656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带兵出征三浰寇乱，“廨中事累尚谦，小儿正宪，犹望时赐督责”，请薛侃为其子王正宪老师，代理巡抚官署日常事务。由此可见薛侃深得王阳明倚重，在阳明众多弟子中有着较高地位与影响力。在薛侃的推荐引领下，潮州士子薛俊、杨骥、杨鸾、陈应麟、余善、林闻、刘益、陈明德、陆大策、陈思谦、郑三极等数十人纷纷从学阳明。王阳明有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杨氏之昆季。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以数十。”[13]655薛侃编刻了诸多阳明著作，拥有许多首功之举，首钞《朱子晚年定论》，首刊《传习录》，首编《阳明先生则言》，首刻《阳明先生诗录》、首先谋纂阳明年谱等。[10]这些阳明著作的刊刻，促使了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
自出仕以来，薛侃前后三次在家乡讲学，阳明心学亦开始在潮州地区广泛传播。第一次正德十四年(1519)，薛侃、杨骥二人讲学于金山(今潮州市区)玉华书院，一时学者，翕然从之。(17)嘉庆《澄海县志》卷19《人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516。第二次嘉靖三年至五年(1524-1526)，薛侃母丧，庐墓中离山中，“聚处四方生徒，讲明正学”(18)乾隆《揭阳县志》卷7《艺文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537。，乾隆《揭阳县志》载此次讲学盛况：“四省同治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会文考德，兴发益多”(19)黄佐：《中离山记》，载乾隆《揭阳县志》卷7《艺文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537。。第三次嘉靖十年(1531)，薛侃遭人构陷，削职为民，延陈明德为师，讲学于潮州宗山书院。由于薛侃不遗余力推行阳明之学，潮州阳明心学广为传播。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542-1545)，薛侃应邀在惠州丰湖永福寺、东莞玉壶洞讲学，进一步扩大了阳明心学传播。故邹守益有言：“潮学之兴，自中离始，中离之学，师先生而得其宗者也。书院之建，远近宗依，崇师报本，萃士修学，固情义有不容已者，益也。”(20)康熙《海阳县志》卷4《艺文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48-149。
嘉靖十一年(1532)，为传播阳明心学，薛侃与潮中士民一起创建宗山书院。薛侨《中离公行状》载：“一日，父老携子弟至山斋曰:‘阳明德泽在吾潮，而人莫辨。先生惠益于吾乡，于今益显。故士民追思之，立宗山祀焉。一以报功，一以修学。’先生曰:‘此诸公事也。予惟襄之盛举，克成一方之幸也。’诸士乃鸣诸当道，抚按吴苕溪、洪觉山成厥志。”[11]429一时之间，宗山书院成为潮州王学传播中心，潮州士子常常在此讲学、聚会，研习阳明心学，形成了潮州王门学派。薛侃倡建宗山书院不仅为阳明心学信奉者提供了祭祀王阳明绝佳场所，亦为王门讲学聚会搭建了重要交流平台，直接推动了潮州王学的传播。许多潮州士子在各自故乡建立书院，聚徒讲学，使阳明心学在潮州蔚然成风。明代著名文学家王慎中叹言：“当时东南楚越之交，盛为王学者，莫如绍兴、吉安，独潮之风不下于二郡，可谓盛矣。”[14]
宗山书院作为潮州王学活动中心，位于海阳县宗山地，旧名叶岩，后改为怀惠祠。该祠中间为祠堂，左为讲堂，右为经楼与宴会厅，环翼书舍，可居百人，建置规模颇大。嘉靖《潮州府志》载：“怀惠祠，在城西南四十里，乡行人薛侃倡议祀阳明王守仁，有安福邹守益记。”(21)嘉靖《潮州府志》卷4《祠祀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55。潮州府海阳县祭祀阳明场所不仅有怀惠祠，还有县治西的阳明祠，然史籍却载难窥其貌，有待考证。怀惠祠，乃潮州人士感怀王阳明之恩惠而祭祀。然邹守益《怀惠祠记》载：“先生未尝履其地，施其惠，何祠尔矣？”(22)康熙《海阳县志》卷4《艺文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48。有学者依据王阳明诗作《游阴那山诗》认为王阳明曾履迹潮州，[15-16]然束景南考证该诗为伪作。[17]即使王阳明未有履迹潮州，潮州学士仍然建祠祀之，可见其对阳明心学之崇拜。
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平思田之乱班师羊城广州，讲故政教，潮州多士赶赴朝拜，士民恩泽则被，“乃乡耆洪瞻、生员王鑪辈请于大巡吴君麟，允建宗山书院，尸而祝之”(23)康熙《海阳县志》卷4《艺文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48。。为维持书院祭祀与讲学的正常经营，最初由薛侃出租50募人看守香灯，潮州同知刘魁置租90，御史洪垣拨发寺租200石。后怀惠祠续正祀典，官租90，奉例鬻寺田，取其寺租而鬻之民，常年收至百租，以致宗山书院经营不衰。岁延有学行1人，主教给租40石，增募守看20，差输15，剩余则为香灯、募役、修葺之费，如此宗山书院运作逐渐正规化。宗山书院纳入邑内正祀，令府县佐贰官徭编门役，春秋遣官主二祭，服从约20人，乡耆、生儒亦参加陪祭，约百人或五六十人，官民一起参与祭祀，祭祀规模庞大。怀惠祠因王阳明“德威遐被，风教宏敷，人心感慕”而被潮汕学士倡建，倡建人及祭祀人群亦多阳明弟子或崇尚阳明心学之人，意在“庶身明先生之教，无负尔乡达倡率之意，良师帅作兴之心而祠”(24)雍正《海阳县志》卷10《艺文二》，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479。。潮州怀惠祠作为潮州王学讲学聚会场所，以及阳明心学信奉者祭祀王阳明场所，从祭祀内涵与入祀方式不难看出其为典型的“道祀”阳明祠。
四、明清广东阳明祠地域分布差异的原因
从入祀角色与祭祀内涵来看，以惠州和平县王文成公祠为代表的“功祀”阳明祠大多位于粤西、粤北山区，而以潮州府海阳县怀惠祠为代表的“道祀”阳明祠大多位于粤东、粤中沿海地区，这两种不同类型阳明祠在地域分布上存有较大的差异性，而这种地域分布差异与南赣巡抚区划设置、阳明心学传播差异、区域文教程度等有着较大关系。
“功祀”阳明祠与南赣巡抚政区设置有很大关系。明弘治八年(1495)，为解决闽粤赣湘四省交界因盗匪猖獗而引起的地方动乱问题，朝廷设置“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一职，专门处理四省边界“盗乱”事宜，简称“南赣巡抚”，治所设于赣州，统辖江西赣州、南安、广东南雄、韶州、潮州、惠州、湖南郴州、福建汀州、漳州等八府一州之地。(25)赣南巡抚设置时间存有不同说法，管辖区域亦有变动，具体详见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2002年。广东惠州、韶州、南雄等地作为南赣巡抚辖区，地方社会相对动荡，王阳明在这些地区的主要功绩在于平定动乱，这些地区亦因功而祀王阳明，故惠州和平县王文成公祠、南雄州阳明祠、肇庆高要县四铁御史祠等皆表现出“功祀”阳明祠特征。
“道祀”阳明祠与岭南阳明心学传播有着密切关联。“岭海之士，学于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开府赣州，从学者甚众。”[13]655岭南地区最早师从王阳明的是广东南海人方献夫。据黄宗羲的《闽粤王门学案》所载岭南王门学人有9人，这些人按籍贯地域可划分为潮州府的郑一初、薛侃、薛尚贤、杨骥、杨仕鸣，广州府的方献夫、梁焯，惠州府的周坦。潮州府与广州府作为岭南阳明心学的重要地域，王阳明一度在广州讲学授理，故广州府王阳明先生祠与三景祠、潮州府怀惠祠等也呈现出“道祀”阳明祠特征。
进士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明代广东许多进士为阳明弟子，如郑一初、薛俊、薛侃、翁万达、周硕勋等，潮州状元林大钦等人虽不是阳明弟子，却深受阳明学说濡染，多次讲学于怀惠祠，[18]这些进士传播着阳明文化。据对广东进士地理分布进行统计，明清两代广东进士1831人，其中广州府1077人，潮州府297人，肇庆府105人，惠州府97人，其余府州共计255人。[19-20]广州府与潮州府共有1374位进士，占全省进士总数的75%，明清广东文化以广州、潮州两府最为发达，广州府最盛，潮州府次之，其余府州文化水平较低。明清广东地区文化差异与“道祀”“功祀”阳明祠地域分布差异基本相一致，“道祀”阳明祠大多位于粤东、粤中等文化发达沿海地区，“功祀”阳明祠多位于粤西、粤北山区，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特征。
五、结语
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广东作为王阳明的“事功”与“言教”之地，其一边平定地方动乱，一边讲学授众。广东各地皆受其恩泽，惠州府、潮州府、广州府等地为纪念王阳明修建了大量阳明祠。阳明祠作为祭祀王阳明的空间场所，各地祭祀角度与内涵有所不同，或“因功而祀”，或“因道而祀”，大致分为“功祀”与“道祀”两种类型。需要指出的是，两种类型的阳明祠并非绝对，“功祀”阳明祠与“道祀”阳明祠之间有时存在转化，有的阳明祠也可能兼具“功祀”“道祀”两种特征。“功祀”阳明祠以惠州府和平县的王文成公祠最具代表，集中体现了王阳明在广东所取得的事功，“道祀”阳明祠又以潮州府海阳县的怀惠祠最具代表，反映了广东阳明心学在潮州乃至广东的传播。广东阳明祠虽然大多府州皆建有，具有广泛性，然而阳明学在广东地区传播却具有不平衡性特征，这点从明清广东阳明祠的地域分布就可以看出，“功祀”阳明祠大多位于粤北、粤西山区，“道祀”阳明祠大多位于粤东、粤中等文化发达沿海地区，它们有着相对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特征，而造成这种地域分布差异主要原因来自南赣巡抚区划的设置、岭南阳明心学的传播差异以及各地文教程度的强弱等。阳明祠作为阳明文化的物质载体，从祠宇入手分析明清时期王阳明在广东的事功政绩以及岭南阳明心学的传播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考察视角。阳明祠这种祠宇载体很大程度能够反映王阳明及其文化对地方的影响，祠宇的考察也很大意义上可以还原一种作为社会史存在形态的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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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牙病防治 网址: http://gdybfz.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51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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